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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详细论证并介绍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人生，真实再现了曹寅作为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反映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面、清王朝统治策略及特殊的君臣关系，再现了清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
本书是20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作。在此之前，他曾写过一部《精神疾病与人格》，但是后来他似乎悔其少作，不愿再提及。1961年，福柯在巴黎大学（索邦）通过哲学博士论文答辩。按照当时法国的制度，博士论文必须出版后才能进行答辩。因此，论文在当年已先由巴黎普隆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全书为673页。1964年，该书出版了缩写本，为300余页。1965年，该书的英译本出版。英译本基本上依据的是缩写本，但是由福柯补充了一些内容，主要是根据全本中的一章《欲望的超越》缩写的《激情与谵妄》。书名也改为《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神圣的欢爱》探求的是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从文化和生物进化的大视角看待性及其神圣性，破除我们的性史中那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神话，重新认识迄今仍为宗教教条或科学术语所掩盖的真相。它表明争夺未来的斗争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而且还围绕着痛苦和快乐这些根本问题而展开。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因此能够摆脱——我们在追求美好生活和爱情的道路上长期承受的苦痛。
创新不仅跟科学工作者有关，创新思维也不仅是少数人的天分。用对了方法，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身的创造力。这是一部讲述如何跳出传统认知框架并提升创新性思维的作品。作者认为我们的各种经验知识容易潜移默化成集体无意识，进而形成我们头脑中固有的认知框架——思维定势，从而限制了个体以及社会的进步与创新。比起笼统地叙述“如何创新”，本书作者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科学史上取得重大创新发现的经典案例。通过他们打破认知偏见从而有了惊人科学发现的经历，引出了“泥潭之猪”（PIG In MuD）的创新方法，帮助读者锻炼创新性思维。
身处大数据时代，我们的生活与工作、进步与变革，都被数字围绕、描绘以及解构。实际上，大数据并没有“告诉”我们世界如何运转，而仅仅是呈现给我们需要解读的材料。大数据时代，科学家更需要科学想象力以及客观的科学思维，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与改变世界。
《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是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创作的哲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8年。《中国哲学简史》全书共28章，前18章主要讲述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后10章主要阐述中国哲学在古代思想上新的发展和开拓。书中系统介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精神和背景，诸子百家的不同哲学观、人生观，以及现代哲学的发展和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为西方读者而写的一本哲学史，以英文写成，已被译为多种语言，是中国哲学专业的通用教材，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入门书。
法西斯主义历史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种族主义的谎言会导致极端的政治暴力。如今，世界各地涌现出了一波新的右翼民粹领袖。就像过去的法西斯领袖，这些民粹领袖的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现实的质疑，对神话、愤怒和偏执的支持，以及对谎言的宣扬。如果想了解我们棘手的当下，就需要关注法西斯意识形态家的历史，关注他们的修辞是如何，以及为何导致了大屠杀、战争和毁灭。本书旨在提出一个历史学框架，考察法西斯分子如何不仅接受谎言，而且将其整合为独特的、非理性的“真理”，以服务于其政治目的。法西斯主义所理解的真理不需要经验证据的证实，而是来自对超历史神话，尤其是种族主义神话的直觉确认。法西斯领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进而作为人民和民族的化身，依靠独裁式民主进行统治，操纵或发明事实。当有组织地撒谎成为生产神话的手段，法西斯主义必然是反对民主的，并且要求对历史发动战争。
希内德·格利森在少女时代便罹患单关节炎，成年后又患上白血病，在病痛中度过了大部分青春岁月。为了寻求康复的希望，她曾到圣地卢尔德的圣泉中沐浴，却遭遇了信仰的幻灭。她开始转向内心，探索自己的痛苦，接踵而至的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喜悦——坠入爱河，成为母亲。于是她又将目光转向身体之外，开始钻研历史、艺术、文学以及音乐，开始书写女性身体的亲密体验，从疾病中重生 在局限中寻找希望。在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交汇中，格利森如解剖身体般一一审视骨骼、头发、血液、子宫之于女性的意义，探讨深受爱尔兰宗教传统和父权思想影响下的当代女性，要如何在身体病痛、养育子女、身体自主、艺术创作之间寻求平衡。
书的主角，张医生与王医生，是伊险峰的初中同学，他们如今都是口碑甚佳的专业人士，也都出生于工人家庭。他们所在的1970年代生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他们生活的城市沈阳，在这个过程中处境复杂——从计划经济重镇到一个落伍者，有强大的失落感。“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残酷真相，而这部平民史诗的主题只是不要成为时代废弃物。
加亚·文斯给我们的答案是四个关键驱动力：火、语言、美和时间。火把我们从能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让我们突破了动物的局限。语言让我们比其他动物能传递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用文字、故事、记忆创造了累积性的文化。70万年以来，人类一直追求美的感受，通过共同的信仰和身份凝聚在一起。时间是客观、永恒的，但我们用自己创造的方式来记录时间，使用时间，获得理解世界的动力，科学由此产生。通过考察群体遗传学、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的前沿研究，本书使我们重新想象我们自己。本书挑战了认知革命改变人类的主流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人类是基因、环境和文化三者共同进化的独特产物。使我们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而是我们的集体智慧。通过四个关键驱动力和基因、环境、文化的共同作用，人类进化的反馈循环过程正在将我们转变成一个超级有机体：“全能人”。人类真正的非凡之处，并非在于我们是拥有强大的工具的聪明的黑猩猩，而在于我们成了所有外在事物的设计师，也创造了我们自己。
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影响力（全新升级版）》一书中不仅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具有说服力，而我们总是容易上当受骗。同时，揭露了隐藏在冲动地顺从他人行为背后的7大心理武器。那些劝说高手们，总是熟练地运用它们，让我们就范。而你如果能掌握影响力武器的精髓，不仅可以在纷繁的世界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同时可以大幅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福格行为模型展现了行为的3个通用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模型所依据的原理，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要素共同发生作用、驱使我们采取行动（从使用牙线清洁牙齿到跑马拉松）的过程。了解了福格行为模型，你就能分析具体行为的产生原因，而不会再把自己的行为归咎于错误的原因（比如性格缺陷或不够自律）。你也可以用这个模型设计出一套能促使自己或他人改变行为的方案。
在1972年出版的《观看之道》一书中，约翰·伯格初步建构了一整套现代人的观看体系。全书由四篇主题不同的文字组成：“艺术和政治”、“女性作为观看的对象”、“油画自身的矛盾”以及“广告与资本主义白日梦”。从艺术作品呈现给观者的视觉感受入手，深入分析了艺术与性别、政治、经济等紧密的联系。
《人类愚蠢基本定律》以轻松的笔触，严肃地探讨了人类社会中有关愚蠢之人的5条基本定律。书中虽然使用了专业图表和经济学公式，作者却用一种最“接地气儿”的方式阐释了原本高深莫测的学术原理。
当时探险家刚到达世界几乎所有的大陆，而大众又急切地想了解这个奇异的世界。在没有卫星绘图和手机互联网的时代，用机械的文字和数字来表达吗？不，这一点也吸引不了大众。视觉上，最直观的莫过于绘图。为了将文字信息转换为在视觉上的呈现，科学家发挥了超常才智，完美地结合了科学与艺术，匠心独运，绘制了一幅幅地理对比图，开创了科学的一个时代奇迹。这些绝无仅有的地理绘图珍藏于斯坦福大学。今天，这些藏品汇集出版成《斯坦福大学奇幻地理：科学、艺术与想象》，让我们可以一睹这些传世之作。
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在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停滞之势？许多学者致力于从经济因素方面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而马克思·韦伯却从宗教文化方面入手，探讨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从非经济因素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的新方法，打破了习惯性地思考经济因素之于客观事物的决定性影响而忽视非经济因素作为相关因素产生的影响的思维方式，从一个创新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做了分析和探讨。
《午夜降临前抵达》是作家刘子超的出发之作。他独自踏上旅途，深入欧洲腹地，展开一场逃脱和寻找的漫游。中欧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撕扯和游移。她曾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点燃两次世界大战，也在冷战中被铁幕割离。不安与刺痛，亲切与安慰，光明与阴影——遥远的中欧如同镜像，依然保持着永恒不变的特质，吸引着同样迷惘的心灵。当现实过于沉重，当时代过于轻浮，去见识风景和人间，去见证希望和苦难，为了明白“世界上还有人在这样生活”，在一次次出发和抵达中确认自我。
本书包含近两百张历史图片与照片，是一部圣殿骑士团的兴衰史，客观真实地还原了圣殿骑士团神秘又传奇的历史，讲述了这支在几百年前以异教徒之名被摧毁的勇猛之军背后的故事，探寻它与另外两大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以及与十字军东征、西欧教权皇权斗争之间的关联，以及它对西欧中世纪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 首次提出了文学批评“作品”“世界”“艺术家”“欣赏者”四大要素的理论，对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创造性的观点以及对自传统到当代文学理论系统简洁有力的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牢牢占据着西方文学批评视野中心。
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
这本书收录了14篇内容充实、见解独到的文化评论与自我思考。矛盾的自我、伪善的媒体、失落的文学……从一个个机智而又犀利的命题中，乔纳森·弗兰岑一再突破既有的思维模式，一次次冲击着陈旧事物的暗礁。
本书从4000多年的世界文学中挑选出16部尤为重要的经典作品，有《伊利亚特》《圣经》《源氏物语》《一千零一夜》《共产党宣言》，还有《哈利·波特》，让我们看到文字如何塑造哲学、宗教、政治与文明。
在这里，人像垃圾一样被严格分类，正义像垃圾一样彼此交易，生命更像垃圾一样不值一文。在这里，所谓体面的生活，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源于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
两本书以现代阅读方式来表达中国古典文化视觉符号，整套书的文字与图片进行了创新性的修整编排再设计，希望给读者看到的是传承有序的博大精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愿你通过《文状元》和《武状元》，从故纸之中寻得启示，“丹墀对策三千字，金榜题名五色春。”
《吃动物：无声的它们与无处遁形的我们》： 我是素食主义者，我建了一家屠宰场
我们吃的肉到底是什么？它们从哪儿来？如何被生产？那些动物处境如何，与我们有何关系？我们吃肉有哪些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弗尔结合权威资料和数据，从文化、伦理、生态等角度，全面而细致地梳理“吃动物”这一议题。他实地走访（包括暗访）美国现代肉食工业的各个环节，记录了从流水线工人、工业化农场主、动保人士到农业专家的观点交锋，呈现工业化养殖不为人知的一面，反思每一个汉堡、每一块炸鸡、每一条鱼背后的现实危机和道德困境。
《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理解海洋，理解大国博弈的本质，理解文明的来路与方向
在本书中，作者主要着眼于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英国等曾经作为“海洋霸主”而存在的国家，探讨与生俱来的海权文化如何使得它们获得了超越自身疆域规模的成功。但当陆权与海权的冲突日益鲜明，全球格局也因之发生剧变之后，“海洋”的地位开始被重新思考和定义，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希腊神话》：这里只有最初的欲望、最深的恐惧
《希腊神话：宇宙、诸神与人》是至今为止关于希腊神话最深入浅出、也最引人入胜的入门读物。宙斯、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经典人物，告别脸谱化，无不呈现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
与其说这是一本游记，倒不如说这是一本承载地中海历史的文化散记，沿着作者的足迹，叙述了从突尼斯的北非迦太基故地到西西里岛再到亚平宁半岛古老的修道院，以及渡过亚得里亚海抵达的的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和前南斯拉夫喀斯特崎岖海岸线附近地区的历史。作者并不是按照时间线而是根据路线和景观来展开的，这就使得本书更像一本历史散文，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历史叙述中，穿插了哲学、历史、政治、宗教、民族、神话乃至经济的种种信手拈来的探讨。
在这部跨越四百年，涉及七大洲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著作中，作者从棉花这种商品入手，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史是如何从民族国家史、殖民史、贩奴贸易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棉花帝国》这部巨著中，商人、商业资本家、经纪人、代理人、国家官僚、工业资本家、佃农、自耕农、奴隶都有自己的角色，作者清楚地表明，这些人的命运是如何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塑造我们现在这个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的世界的。本书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
《花甲录》作为一部重要汉学著作，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自出生到从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从中也折射了从十九世纪末至“二战”结束的日本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战云密布，扼守公共租界战略要津的内山书店，吸引了中日两国各界视线，其影响力远远溢出文化圈。书店“往来无白丁”，陈望道、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郭沫若、沈雁冰、柔石、萧军、萧红……最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他把书店当成自家客厅和便利店，连寓所的房租、水电费都由内山书店代缴。在鲁迅结识的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者，超过一百六十人。鲁迅去世前一天，以日文致信内山，请他帮助安排日医救治。“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内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许广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进步文化人，都曾得到过内山的营救。毫不夸张地说，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不啻为严峻时代中日关系最坚实的桥梁。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商业社会如何塑造人的规范和人格的？
亚当·斯密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但世人对他的思想及其影响仍然存在巨大争议。 他是言辞犀利的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的鼓吹者吗？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推动者，是不平等和个人私利的辩护人吗？他的立场到底如何？我们需要认识到，亚当·斯密的思想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杰西·诺曼在这本书中对其整个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呈现。基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动荡的历史背景，这本书简洁又深入地描绘了斯密的生平及其时代，整体性地回顾了他所有的著作，及其思想对后来两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这本书并不仅仅是一本传记，它还致力于破除长久以来围绕亚当·斯密的迷思和肤浅的刻板印象。作者细致入微地探讨了斯密在道德、法律、经济、政府等方面的思想，并延伸论述了这一思想体系对一系列知名思想家的影响，例如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达尔文、凯恩斯、哈耶克等。因此，斯密远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还是现代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他也绝非一个奉“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教条主义者，他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市场和政府的理解都非常接近当代的思想家。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和政治在左右之间摇摆，越发两级分化的时代。作者试图把斯密式的分析应用于当代市场、掠夺式的资本主义，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领读者追根溯源，试图使当今失焦的公共讨论重新找到原点。通过讨论斯密的著作，作者重申了不平等、人类尊严、剥削等关键问题的重要性，并有力地证明了，对任何试图维护、改革，或者更新市场体系的尝试来说，斯密的思想至今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
16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世界犹如巨大的角斗场，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冲突不断。但就在激烈的对抗之下，双方依然存在着密切往来。凭借地域和语言优势，布吕尼-布鲁蒂家族以代理人的身份，活跃于大国博弈的台前幕后。他们跨越东地中海及欧洲腹地，游弋在威尼斯、罗马、伊斯坦布尔之间。为实现统治者的意志，也为谋求个人与家族的成功，深入间谍活动、反奥斯曼叛乱、公共与隐秘外交等一系列和平与战时活动。追踪这一家族的兴衰，本书展示了基督教国家互相矛盾的地缘战略，也描述了奥斯曼帝国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展现出现代早期地中海世界纷繁复杂的面目。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美国妖魔化中国的源头在哪里？
1784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派出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帆船，满载对财富的渴望和对东方文明的幻想，前往乾隆治下的盛世中华；100多年后，大清轰然崩溃，而美国却在通向霸权之路上如日方升。在一个多世纪的相望、相遇与相撞背后，是中国逐渐认清世界，并蹒跚追赶时代脚步的历程。双方的此消彼长，正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交错的侧影。
《下沉年代》：拜登在登顶，美国在下沉
通过名流和小人物交织的数十年故事，《下沉年代》写出了这代人的愤怒与悲哀，也呈现了美国社会的解体和衰败。
《梵高画传》：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救一张画？
说他是精神上的抽离者其实是每一个艺术家的通病，正如我们常说喜剧演员是最痛苦的职业，因为在生活中他们如此悲伤，那些努力追求艺术，甚至如梵高一般除了绘画对一切毫无感知的人来说，出生于一个正统式基督教家庭是一种拘束。他很难对那些规矩、伦理、社交产生兴趣，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同样也有过爱人的经历，但梵高从没具有过表达情绪的能力，他与时代是如此格格不入，反抗的方式也只有冷漠和爆发。
中国古代出现了很多历经几百年不倒的传奇建筑，这些木构建筑经受了多次地震的考验仍能安然无恙、巍然屹立，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榫卯结构的巧妙设计。
许多时候一部作品令我们记忆犹新正是源于作品中那些独特的风景与氛围。而这些场景、地方也为我们理解作品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科学、信仰与社会》是根据“洛德演讲”整理而成的，集中体现了作者所提出的新的科学哲学和认识论，批判了实证主义科学观，提出以人性为基点的科学信念、科学直觉和内在创造作为科学研究之基础的观点。
《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为什么我们要在当下再次阅读卡夫卡？
卡夫卡与中国，中国与卡夫卡，在未完成中，相互促成，这也是相互的借鉴与启发，相互的助力与协助，相互的锤打与击碎，这将让我们更好地看到现代性的困难。
《修道院纪事》是以葡萄牙语作为母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萨马拉戈的代表作，萨拉马戈用高超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把一段久远了的历史变成了一则令人深思的寓言。
《原始思维》：现代人身上还残留着原始思维
在这本书中，他的宗旨是要阐明，原始人的思维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与我们自己的所谓“理性”“逻辑”的思维相同的形式。他们的思维与我们有着质的差别，任何企图解释原始人的观点和行为的理论，越是从我们的逻辑思维的角度讲得通，就可能越是不可靠。他们的思维乃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或“原逻辑”的思维形式，它遵从一种与我们的逻辑思维迥然不同的规律。
《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用这只残疾的手来写字
2020年2月，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离世。本书整理了这位传奇知识分子与法国记者洛尔·阿德勒于2002年到2014年间进行的一系列对谈，共分为五个章节，涉及话题极为多样，相当于斯坦纳在人生最后阶段对自己的总结。
《拾读汪曾祺》：人人都爱汪曾祺，十篇解读告诉你为什么
不管是从“生活，是很好玩的”，还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都能看出汪老先生是位极有生活情趣的老人家，他的文章很有语言的韵律，读起来也滋味无穷。
我们经常可以在科幻电影中知道“维度”这个概念，人类生活在三维空间里，能感知到“长、宽、高”这3个维度，以及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却无法看到时间的样子，也无法掌控时间的变化。对于三维空间存在的局限性，人类也提出了假设。在三维空间加上时间维度，可以创造新的空间，即四维空间。
《静物》讲述的是一对姐妹的故事。姐姐斯蒂芬妮温柔恭顺，结婚后，在生活的琐碎中渐渐失去了自我。丈夫的牢骚、婆婆的刁难、铺天盖地的婴儿尿片，一起埋葬了过去那个才华横溢的她。妹妹弗雷德丽卡恰恰相反，她是一名剑桥学霸，热烈奔放，大胆叛逆。她野心勃勃，在全新的世界、无数的选择中热情洋溢地探索。她在法国乡下撒欢，艳阳下红通通晒脱一层皮；又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剑桥，为了艺术和男人们争得面红耳赤。她对优雅沉稳的初恋念念不忘，和腼腆的同窗若即若离。然后又迅速地移情别恋英俊诗人，最后答应了粗野富豪的追求。爱情带来的痛苦，她毫不在意，只把自己当成情爱的学徒，对情爱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她一路横冲直撞，到处树敌，一边试错，一边体验，在跌跌撞撞中摸索着真实的自己。
太原人喜欢用“闹”来表达一切，“闹”是一个基本的字眼，每一天它都会汇聚在鼎沸的人声中 , 合成这个庞大生命体的呼吸声；它亦如图像中的像素，永不停息地绘制着这个城市的历史肖像。但是如果改变时间的参数放大来看，每一个像素又是历史上醒目的一瞬之间，夹杂着世事沧桑，交织着人间的喜怒哀怨。
《显微镜下的成都》包括“街头，进入城市内部”“茶馆，打开微观世界”“袍哥：解谜秘密社会”“麻将：跨世纪的困惑”四个部分。前三部分大致上就是王笛若干旧作的简明摘要，第四部分是新增补的近期研究，其分析思路与茶馆研究接近，可视为茶馆的延续和变体。如果没有读过王笛作品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将本书作为入门，快速了解。
《制造汉武帝》这部书稿，在论证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是直接针对以市村瓒次郎先生和田余庆先生等中外著名学者的观点。有很多有追求、有境界的历史学者，对这种做法，颇为不以为然。这些学者认为，写文章，与别人论难，立意低，层次更低。从一开始读研究生时起，我就知道绝大多数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人，都是秉持这一态度。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20世纪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史学巨擘之一，齐肩马克·布洛赫，米歇尔·福柯向他致敬，阿甘本极力推崇；他并非科班出身，却在巨作《国王的两个身体》中熟练运用拉丁文、法语、意大利语、希腊文材料，涉猎历史学、法学、神学、政治哲学、图像学等多个领域，才思之广博令人目眩。他的传奇之处不仅体现在对中世纪史学的巨大贡献，更在于其独特经历和个性魅力：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弟子、亲德者、美食家，自由、倔强、热烈……一个真正伟大的灵魂。
《康熙字典》，是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圣旨编撰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是《说文》系字书中集大成之作。《康熙字典》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
《册府元龟》分部、分类，对相关问题的资料收集广博、系统，也便于在学术史上分门别类地做专题研究，因此《册府元龟》是一部具有突出学术价值的类书。
《中华山水志丛刊》即是对中国各名山大川不同历史发展的记述汇编，这套丛书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山水志中的精选汇编而成，共计319种古籍，分为上卷的山岳志38册，下卷的河川湖泽志37册。选收图书主要遵循稀见和实用原则，选收的山水志的成书年代均属于明清时期至民国初年，特别集中于清后期与民国初年。
《道藏》搜集了几乎全部道家哲学思想的名著、注释和道教教义、科仪符录、仙传、山志等方面的文献，还网罗了大量儒家著述以外的历代典籍，不仅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还有大量的古代科技资料，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大宝藏。在不断汇编道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洞四辅十二部的分类方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由清永瑢、纪昀主编的丛书是内容丰富、较系统的研究古典文献的重要工具书、解题式书目的代表作。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汇编成此书，二百卷。收录古籍计一万零二百八十九种，为便于翻检，次年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不收存目书，提要从简。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新印《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总目、四库提要，共二百卷，是中国清代纪昀等编纂的一部大型解题书目，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者。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过去有一个最高的称赞，即“六经以后唯有此作”，中国人是很重视经典的，经典著作最主要就是“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那么认为“六经”以后最高水平的一部书就是《史记》，所以说“六经以后唯有此作”。它不单是一本历史书，而且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讲的两句话。前一句说的是史学水平，后一句讲的就是文学价值。就是说《史记》皆有这两方面的价值。
《红楼梦》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答案，我就我所知道的，引用一下。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运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欲望的悲剧，或者说是人生的悲剧。王国维说，《红楼梦》一书与任何喜剧相反，彻头彻尾是悲剧。叔本华有“男女之爱是形而上学”的理论，王国维就用这个理论来介绍《红楼梦》。叔本华认为，人生就是欲望，而欲望永远没有止境，人生的欲望就像乞丐乞讨，得到了一点，不是满足，而是期待更多！
《西游记》之怪异还不仅在此。其最大的另类之处在于它实在是游戏笔墨。这与传统文学之重道德教训相比，面目颇独特。所以，读《西游记》，也要换一副眼光、换一副心肠才能看出其价值，看出其韵味。胡适说：“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西游记〉考证》）鲁迅在此基础上，更明确地说“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官僚制度作为一套国家行政的完整设计，至今依然显现出活力。它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有自身的运行逻辑。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仍是热门，这是一个既反常又合道的事情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领域普遍衰落时，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却仍然是热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既反常又合道的事情。
《五四运动史》
“五四”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尤其是政治党派的立场和人生观，变动得特别快速和突兀，连他们自己也非初料所及。加上“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各党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加油加醋，畸轻畸重；或无中生有；或抹煞事实；或夸张减料，抹黑抹红，几乎无所不有。
对“哲学”本身的关注决定了劳思光著《中国哲学史》的特色所在，即以“哲学”来统领“史”，藉哲学史的材料来表达其个人的哲学思考。
朱子在序言中说子思作《中庸》的初衷：“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相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
不管是以史带论还是以论带史，由于都贯穿着对那些最基本也最艰深的问题的追问与沟通，所以，一个以存在论为重心的概念体系在内部隐约地呈现了出来，而跋实际上是这个体系的导论。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4幅地图和约7万个地名，全部采用古今对照。汲取了迄今已发展的考古研究成果，收录了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自商周至清代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边区不设政区地带的部族分布和其他各种地区名、居民点，还包括主要的山峰、河流、湖泊、长城、海岸线、岛屿等。除中原王朝外，还包括了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大小政权和活动区域。
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史是两个在研究资料上密切相关而研究内容迥然有别的学科。前者是讲历史时期的空间结构，后者是讲空间认识的发展历史，我把前者称为“历史的空间”，后者称为“空间的历史”，合起来作为这本文集的名称。
质性研究在我国人类学界通常被称为“文化人类学方法”，在社会学界通常被称为“定性研究”。它具有探索社会现象、对意义进行阐释、以及发掘整体和深层社会文化结构的作用。质性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的领域，被运用到与“精神科学”有关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护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它不是来自一种哲学、一个社会理论或一种研究传统，而是受到很多不同社会思潮、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
那么所谓《故事新编》就是作者鲁迅在他写作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于这种认识的再认识，是一次重写。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古人和今人的对话，一次相遇，既然是重写的话就必然渗透着鲁迅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某些认识。其中也包含着他自己的一些生命体验，所以我们读它主要是看鲁迅在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传说、某些史实里面注入了怎样一种时代精神。
《空谷幽兰》是比尔·波特的经典之作，书中记录了他追寻隐士的历程，这是一段辛苦的行走，也是一场心灵的洗涤。比尔说，隐士是他见过最幸福、最和善的人。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记录了自己最真诚的感动，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在读者心中划过温暖。
《论扯淡》是全世界第一本关于“扯淡”这种独特的语言现象的著作，2005年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占据《纽约时报》非虚构类图书畅销榜榜首长达9个月；被翻译成超过25种语言，风靡全球。本书深入讨论了“扯淡”的含义，它为何出现，以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危害。
日本著名评论家胜又浩曾说过：“就其严肃的主题思想而言，《山月记》毋宁说更多地受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影响”。
《人类群星闪耀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名作之一，共收入他的历史特写10篇，分别向我们展现了10个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千年帝国拜占庭的陷落、巴尔沃亚眺望水天一色的太平洋、亨德尔奇迹的精神复活、老年歌德热恋的悲歌、滑铁卢的一分钟以及马赛曲神佑般的创作。
这本书创作于1934年，问世85年来，已出版了数十个版本，流传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发行量超亿，每一个阅读过的人，都能从中获得无数的快乐，感受到很诚挚的情感。作品中一个个生动幽默的小故事都是来自于作者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一幅幅小巧精湛的画面闪烁着智慧之光，无言地流泻出纯真的赤子之情与融融的天伦之乐，永远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如果哲学的严肃思考没有提出过这些大问题，那么也许这些通俗之物可以代劳。哲学与这些通俗的替代品之间的根本区别是质上的，即思想的性质和理解的彻底性。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借着思想而生活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从事哲学与否，而在于是接受一种廉价的、没有挑战性的替代品，还是试图进行真正的思考。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引入真正思考的大门。
本书并不是为那些职业哲学家们写的，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可以说的了。本书是为这样一些人写的：不管他们是否接受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当面对工作中的和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以及我们时代的巨大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灾难时，他们从不气馁，总是试图通过独立思考来揭示世界之谜，并努力去寻找永恒的人生问题的答案。他们从不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及其作品都会对我们有所裨益。
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为了解释社会学视角这个关键的要素，我们将要进一步审视三个研究和阐释的领域：角色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参照群体理论。
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
波普尔把历史主义严格地限定为历史决定论，而他本人是反对这种历史主义的。波普尔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因而也是无法预言的，历史的解释不是科学，因为它是不可检验的，历史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把历史的解释误认为是科学。
“战争不是政策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基根因腿疾而无缘亲历战争，可是他却用一生来研究战争的历史。他深刻地指出，西方的战争文化摧毁了西方文明中的最好的东西，即它的自由主义和乐观气质，但他的片面也许在于：对于中国的隔膜。
丘吉尔《英语民族史》写于二战之前，出版于1957-1959年间，正值冷战方兴未艾之际。它被视为丘吉尔为势衰的英国在二战后锚定英美政治联盟、维持国族体面的一大文事，甚至在确立英美特殊关系之时还念念不忘维持英国的领导地位，如今看来，这只能是老大帝国的一种奢望。然而，正如“英语民族”这一概念由此书滥觞一样，二战后的世界图景很大程度上也由此塑造，世界领袖的地位没有脱出丘吉尔所构造的“英语民族”范围之外。
威尔·杜兰特，立志把深奥的哲学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让历史、哲学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于是他偕同妻子耗毕生之力撰写了一套通俗历史读物《世界文明史》，而这套书被台湾学界誉为“二十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
本书是一部从经济社会史观角度所编写的中世纪史。它既不是一篇经济学的专题论文，也不是一部社会学的研究著作。我在全书中力图避免前一类著作中常有的空论，以及后一类作品中总括性的论断。我所用的方法，是一种历史的论述法，往往叙述即是论点的表达。
历史的两大文明——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各自在创造出固有的历史观之后，在各自的地区里以各自的历史架构书写历史，直到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出现打通了东西藩篱。随着蒙古军队四处征战吞没大半欧亚大陆，让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得以连接，两大历史文化首度接触。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史从此变得可能，至此，人类文明方才真正进入世界史的时代。而这，也正是蒙古史的文明意义。
《帝国轶闻》在《拉丁美洲小说史》中认为是将过去和未来、真实与虚幻、激情与冷漠、理智与疯癫糅合在一起，打破时空局限，任意剪裁拼接，绘制出一幅幅独特新奇的历史画面。……这部作品由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历史，反映生活，被认为是一部真正的全景式小说。
弗雷泽在《金枝》中关于神话仪式问题的阐释建立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基础之上：宗教起源于人通过巫术（即仪式途径）驱使神实现自己控制世界的愿望和努力；人的宗教崇拜首先（而且最主要）是一种表演。这是理解弗雷泽在《金枝》中有关神话与仪式问题看法的关键。
《神曲》的故事采取了中古梦幻文学的形式。作品的主人公是但丁自己。诗中叙述他“在人生的中途(即一三00年，诗人三十五岁时)，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他彷徨了一夜后，才走出森林，来到一座曙光笼罩着的小山脚下，刚一开始登山，就被三只野兽(豹、狮、狼)挡住去路。正危急时，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了，他受贝雅特丽齐嘱托，前来搭救但丁，引导他去游历地狱和炼狱，接着贝雅特丽齐又亲自引导他游历天国。游历的过程和见闻构成了《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三部曲。
童话虽然首先为儿童而存在，它的读者却绝不限于儿童。世上没有读过或听过童话的人是很少很少的；读过或听过童话而不爱它的人恐怕是更少更少的。这是因为童话语言最朴素，情节最简单，其中包含的思想感情却又最广泛、最真挚——这些因素所组成的美妙的幻想和奇异的虚构，抚慰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到的困苦，丰满了人们对于前途和明日的向往，增强了人们面对艰难险阻的勇气。
从亚洲、非洲、欧洲再到美洲，现实和虚构就这样在丁丁的世界里交错，探寻故事发生地成了丁丁迷的乐趣。这就让我们开启丁丁之旅，像丁丁一样用旅行的方式去探索这个世界~
《英雄与坟墓》的情节并不复杂:女主人公亚历杭德拉与社会下层出身的马丁偶然相遇，在他们的短暂交往中相互信任、爱慕、相恋。但亚历杭德拉背负着与父亲费尔南多有乱伦关系的精神负担，为使他们的感情不受到砧污，她拒绝了马丁纯洁无瑕的爱情，用枪将父亲打死，而后纵火自焚，以死使自己得到彻底解脱，并以烈火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
思维导图是表达发射性思维的有效的图形思维工具。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把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记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协助人们在科学、艺术、逻辑与想象之间平衡发展，从而开启人类大脑的无限潜能。
一是有「问题意识」，对于别人的观点，不是一股脑儿全盘接受；二是有「提出关键问题的能力」，对于别人的观点，能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三是有「解答关键问题的能力」，能够解答自己提出的关键问题，做出理性的选择。这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提升这三个方面的能力，来帮助你通过提出关键问题，锻炼批判性思维能力。
本书旨在更直白地展示作者和调查者们无私奉献的思想精华，让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更好地学习和理解这些知识。在比较书中提供的那些各具特色的定义和描述时，读者能全面、综合地理解和评价创造性思维这一领域。为了便于读者发现创造性思维的本质属性，我们尝试着审慎评估了不同作者的不同观点。
以下是成为高效率学生的一些关键点。（1）能量管理（2）不要“学习”（Don’t study）（3）绝不拖延时间（4）批处理（5）有组织
本书不仅介绍了制定计划、设置议题、优化结构、规范体例等写作策略和技巧（尤其是独创性地提出了U型写作法），更重要的是作者结合自己的切实努力和丰富经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写作思想，帮助写作者调整视角，鼓励他们将自己视作重要工作的创造者和从事者，像专业学者一样思考和写作。
我们说有规则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规则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们不能规定什么样的规则是最好的，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我们想追求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精神，这些原则和精神正是议事规则的精华和意义所在。
这是简明扼要的哲学入门系列，是写给没有哲学基础的读者看的。一般说来，人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学哲学。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真正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摘录笔记和手稿的最新文献、并在哲学研究领域第一次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完整内在历史语境出发，真实地呈现了马克思哲学话语深层转换的动态历史原像的学术专著。
《正义论》一书之所以能起到如石击水的效应，关键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政治哲学万马齐喑的冷清局面。西方政治哲学的衰落已是众所周知，专攻政治理论的学者爱·麦·伯恩斯说：在政治学说的阳光下没有多少新东西。这充分表明了西方传统思辨方法构筑的理论体系的困境。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则以其独特性和思辨性令人耳目一新。
当我摆脱一切人世的思虑，在我心里默默探索着种种社会变革的秘密时，上帝这一伟大的不可知者是怎样变成我的一个前提，我的意思是说，怎样变成我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论证工具的。
有的人怀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把哲学看成是特殊人物所从事的大事业；有的人则蔑视它，认为它是梦幻者的胡思乱想，有的人认为哲学是同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一种事业；有的人则不然，把哲学看成是高不可攀的、令人不敢问津的东西。
其实《局外人》是一部非常短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只有五万字左右。作品分成上下两部，讲述的故事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因为这个故事当中，虽然有上下两部，但上半部几乎浓缩了一个人的一生。人可能遭遇的最大的问题，《局外人》里的默尔索都遭遇到了。《局外人》文体也非常简单。对于这份简单，乍一出现，整个法国评论界却都为之欢呼。《局外人》是一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但是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和伦理问题却是很大的挑战，而文体又不失古典。用古典的文体提非常令人震惊的话题，这是加缪的笔力。
伽达默尔说，这部著作“一举向广大公众传达了哲学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震撼而有的新精神”。这是当时以及后来层出不穷的现代性批判的著作，如《西方的没落》等所无法比拟的。
《马克思问我哪里痛》这个书名中的“痛”，指代的正是马克思这个术语——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个人与周围事物疏离化、陌生化，从而失去了与它们的共通感。“人生如逆旅”，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无论身在哪里，我们都无法找到归家的感觉——彻底的疏离感或陌生感纠缠着我们。所有的人或物都成为外在或者异质于我们的存在，让我们浑身不自在，宁愿一个人宅在家里。换句话说，我们无法与外部世界建立任何积极的共通经验。这或许是今天宅男宅女大量存在的原因所在：宁愿一个人孤单，也不愿在众人中饱尝孤独。而所谓友谊、爱情或者团契的归属感，正是源于相互之间的共通性，当我们失去了这种共通感，人生的孤独痛苦便随之而生。这些现象，就是《马克思问我哪里痛》所要跟我们探讨的。
正如作者在全书结尾部分指出的，在马克思的身后，人们有意识地把马克思塑造成某种形象，这个过程以不受控制、未曾预料到的方式进行着。作为这种过程不断绵延的结果，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与马克思相遇史。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这部《鼠疫》，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还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
在我写的所有著作中，《瘟疫与人》无论在历史学家和博士们那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其受欢迎的程度都是最高的。当它于1976年首次出版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别的什么书在讨论传染病在整体上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尽管我常常依靠推论来重构交通的变迁如何导致传染病的跨区域传播，但要解释这种疾病的发生机制，以及测算出人口伴随幸存者血液中的抗体的增加而恢复增长所需要的时间，则只能依赖传染病学上的最新进展。
在《死于威尼斯》中，作者善于把现实与梦境、真实与幻觉、记忆与印象交织在一起，其中还穿插了主人公阿申巴赫对人生与美学问题的思考和精神生活的探索。
《瘟疫年纪事》详述事实真相，重述伦敦最近那场大瘟疫的故事，而这场瘟疫“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让它的叙事人“活了下来！”。
“我们想以比较长远的眼光望去，至少从某种程度而言如此，也就是以生命史学家，而非以单以人类建制的角度观望世界。”从全球的角度思考环境史意味着采用总体的观念，把世界视为整体，把地球看做一个生态系统加以研究。
从人类的角度来说，病菌会夺走无辜的人们的生命，是万恶的东西，没有人会觉得鼠疫或者艾滋病病毒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人类的道德不仅规范了人类本身，还似乎也规范了人类之外的一切存在。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自然有能力超越感觉与自身周围的环境去做出更加客观的判断。那就是，世间之万物的道德——不顾一切阻挠去保持其自身的存在。
在书中，作者描绘了灾难来临的图景：到处是痛苦不堪的患者、迅速增加的尸体，医生无力回天，政府焦头烂额，人与人之间几乎因为恐惧而丧失最基本的互助之心，社会道德体系岌岌可危……场面之宏大、之触目惊心，不输于任一部大型灾难片。在读者看来，书中远胜于“灾难片”之处，是对医学科学和美国卫生防疫系统的描述。
《对话》一书在科学史上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它有力地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错误理论，科学地论证了地动说，使哥白尼学说在斗争中获得了胜利。
《危机经济学》论述了经济危机可预测原理，通过对近期经济危机尤其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的实证分析，证明了危机不仅可预测，而且是完全可以扼杀在摇篮里的。同时探讨了经济危机的多重诱因，给出了如何进行有意义的金融改革和重建金融体系，以把将来经济危机的冲击降低到小的建议。
要讨论传播符号学的学科定位，必然绕不开传播符号学与传播学以及符号学的关系。事实上，这种争论早就在传播学界和符号学界展开过。一般的传播学者通常认为，符号学仅仅是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的一种研究方法，自然而然就把符号学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如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认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独立于传播关系的参与者之间。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涂尔干晚年完成的一本书。可以说，涂尔干这一生所做的研究，一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二是他研究的主题总是与社会有关，或者说是站在社会的视角解释社会现象。如果说孔德是社会学之父，提出了“社会学”这个概念，那么涂尔干才是第一个将社会学应用于实证研究、告诉学界对于现象的解释还可以存在社会学这样一种解释方法的人。涂尔干对社会学功不可没。因袭着《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自杀论》等以社会的视角解释现象，《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以社会的视角解释宗教何以产生，宗教的基本形式是什么。
《艺术即经验》：杜威的艺术即经验论
杜威在《艺术即经验》的开头部分就指出, 许多关于艺术的理论已经存在了。要说明提出另一种关于审美的哲学的理由, 就必须发现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杜威以身作则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实用主义通过对“作为意义的经验”的强调构成了实用主义美学的核心。用杜威的话说: “除非一种艺术哲学使我们知道艺术相对于其他经验形式的功能, 除非它说明为什么这种功能实现得如此不充分, 除非它表示功能能够充分实现的条件, 一种艺术哲学就是无效的。”